《团长》不是中国远征军的故事，而是远征军中寂寂无名的“炮灰们”的故事。否则他的主角该是虞啸卿，而不是死啦死啦。

 虞啸卿最初出场的时候，那席让收容站里的人热血沸腾的话也让我热血沸腾。“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。我的袍泽弟兄们！我要你们提到虞啸卿三个字，心里想到的是我的团长！”他的话说得太漂亮，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个被战争逼昏了头的热血青年，全靠家族和唐基的扶持才有今天的高位。直到死啦死啦第一次擅自渡江归来，他巡视祭旗坡时对死啦死啦说“下次换个长官问你，告诉他开个天窗，心里亮堂，抬头就看见鬼子造的孽，好记得卧薪尝胆、马革裹尸。”我于是明白了，他不是越来越像唐基，他本来就毫不逊色。

 他在审判死啦死啦时的怒火，他两次打算枪决死啦死啦，并没有像看上去那样冲动失控，他始终控制着，知道该做什么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。烦啦就早看清了。

 死啦死啦坚守南天门的时候，虞啸卿怒得扬言要反，要做岳飞，要斩唐基。我想他的怒是真的，可是远没有怒到要做岳飞的地步，也许他最怒的，是做不了岳飞的自己。他怒自己没能像想象的那样怒，没能为了他口口声声的兄长做一次恣意妄为的事。

 没有人是《团长》里最可悲的人，也许解脱如不辣、张立宪、烦啦，反而是一种幸运。炮灰团的大部分人是悲剧，精英们也是，失去信仰的人是，成为信仰的人更是。

 虞啸卿是悲哀的，我始终不觉得他做“错”过什么，可是他做“对”的每一件事都让人痛心。

 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，虞啸卿必须为了做“对”的事而“错”。

 “你们想不想我带着你们在家乡的土地上和敌军决战？！”“吾国吾民，用得上我辈本当碌碌无为的性命，便是我辈的幸运。洒尽热血，便是我辈的飞扬。”“讨还公道，欠了的要打。战争账，战争还。”“你们是中华的铁军——这不是还债，是你们配得上，是你们应该拥有的力量，粉碎积弱的命运——这种力量。”“我是为了多做些事而升官——我的百败之将，你扒下死人的军装穿上身时是如何想的？是不是我辈生于此时，立于此世，历遭此劫，也是天降之任，得多做些事情？”

 曾经的抗战片里，那将是最激动人心的段子，让人热血、沸腾、感动。让人想起“理想”二字，让人变得盲目，以为为了“理想”一切从此顺理成章。

 可惜《团长》不是。虞啸卿用了他能使用的最蛊惑人心的句子，他几乎成功了。可是那些他口中的袍泽弟兄说起团长，想到的只有死啦死啦，可是他身边从小跟着他打仗的心腹，愿为那个团长用枪顶着他的头，就连他自己，在余生的几十年里，怕是没有一天可以忘记，他口中的兄长在他怀里平静死去的样子。

 《士兵》的某访谈里兰晓龙说，成才走不到他想走到的那个地方，只有许三多能。在《团长》中，我们有一个比许三多更聪明，更强大的死啦死啦，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，我也一直觉得虞啸卿和成才的本质是一样的，我们无法评判死啦死啦和虞啸卿谁算是成功，更难以判断他们最终相悖的选择哪个更有意义。

 如果从目标上看，虞啸卿的愿望是抵御外敌，他显然成了，虽然我们无从得知是不是他“成”的。死啦死啦的愿望也一样，只是他还有个望不可及的附加条件，他想让事情是他该有的那个样子。

 如果为了抗击日寇，无论是舍弃炮灰团，处决迷龙，还是抗共，都是理所当然的，至少对虞啸卿来说是。但是死啦死啦不能，他永远做不了虞啸卿，因为很多事情该有的样子无法用该做的方法办到，每个时代都有。因为虞啸卿已经是大部分人能够达到的顶峰，而死啦死啦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圣域。

 我认为这是贯穿《士兵》和《团长》的一个思考，《团长》把这个问题的环境变得更复杂，但没有答案，甚至连作者本人的意图都模糊了。

 死啦死啦说“师座，等到哪天不想做了，想想我说的胡话”，虞啸卿在最后的挽联上写“我一生愧对的挚友，我必须面对的挚友”。他终于想了，只是他不能像成才那样幸运地重来一回，他也无法重来，他也无需重来。

 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如果伍六一没有伤了腿，那就是三老乡变成三老A，没有那让人鄙夷的抛下战友的一幕。可是谁能那么幸运遇不到伤了腿的战友？谁能那么幸运活在《士兵》里？良心是可贵的，可贵的东西往往奢侈。所谓痛苦，并不是错过了更好的选择，而是根本无法判断哪个选择更好，一辈子，到死也不知道，选了一个必然后悔没选另一个。

 死啦死啦可以一死了之，但虞啸卿已是求死不能。虞啸卿欠死啦死啦的，我希望他没有，可我无法希望他因为良心，输掉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承受的战争。